1958年“大跃进”是由群众运动推动掀起的，“大跃进”运动又使群众运动进一步高涨，什么事情都兴“大搞”。本来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，更多是一种个人的行为。但在“大跃进”年代，提出了群众性大搞科研的口号，人们看惯了“大干XX（月或天），向XX（七一、国庆、元旦或向党）献礼”的标语。北大和复旦中文系的学生奋战几十天，写成并出版了《中国文学史》，被作为典型例子加以宣传。

1959年，“大跃进”运动遭到挫折，部分地区已有饿死人的情况。本来庐山会议基调是反“左”，遏制“共产风”，但彭德怀的一纸上书，却使会议风向转换，发动了反“右”倾机会主义运动。“反‘右’倾，鼓干劲，气可鼓，不可泄”，“跃进”的口号又喊得震天响。1960年我在顺昌厂劳动的时候，感受的还是“跃进”的气氛。

从顺昌厂回校后，正遇上群众性搞科研的热潮。当时新版《辞海》的编写已经启动，系里也分到了任务，大概上面催得紧，就将任务分发到年级。我们班也领受了一些条目，但只是让我们过了一下目，后来就没有下文。记得是属于官制一类的，印象深的是“廉访司”这一条目，现在知道是元朝的官制，而当年我未曾听说过，到现在我还记住。

在之前，大概1958年底1959年初，系里曾组织编写了《中国纺织机械机厂厂史》。朱永康老师带领，4、5位同学参加，最后由朱老师执笔写成5、6万字的稿子，几个人分头刻印。我手头有过一本，后来弄丢了。为此，我曾去中机厂，作过一点调查专访，但具体已回忆不起来。这自然属于群众性搞科研的成果。

过不多时，就接到通知，让我参加一个项目，是《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》的写作。《辞海》条目编写，说说而已，但这次写作任务，却是系里安排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合作项目。说老实话，我并没有感觉多少兴奋，因为我知道我还不具备这种能力，参加到这个项目中去。试想，我们连中国近现代史都没有好好学，也没有经过学术写作的训练，一篇小论文都没有写过，有什么资本去写什么著作。但在那种“跃进”的气氛下，所有的计划打算都用不到经过科学论证。有的只是大胆的设想，至于这些设想能否实现，这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。

后来的事实也确是如此。计划一年内出书，最后只是写了几篇文章。现在我们看到的由熊月之主编的《上海史》，煌煌15卷，600万字，是集几代人的学术研究成果，而非一朝一夕所能写成。当年我们处初创阶段，荜路蓝缕，确实不易，但那种一年写就的大话是实在不能说的。

系里当然是看重我，因为被选上的只有8人。一班的严灵修、廖志豪，二班的沈渭滨、陈书林、王高胜、季国忠，三班的李茂高、华士珍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严灵修在一个月后退出，只有他一个党员，估计组织另有安排，实际是7人。廖志豪、沈渭滨、李茂高是调干生。李、廖年龄较大，李茂高长我12岁。沈渭滨参过军，是团员，由他倣我们7人小组的组长。我则负责生活，与学校膳食科打交道，将粮票、油票、肉票、鱼票、糖票、饼票等各类票证，7人每月的伙食费领回，分发给每个人。又与系主任秘书打交道，钢绞线厂家将每天的车票汇总后报销（后来每人买月票），总之是考验我耐心和细心的一项工作。

5月底6月初的一天，我们一行由夏笠老师带领，来到徐家汇漕溪北路40号的历史研究所。夏老师原是上海市东中学历史教师，后被调入师院搞历史教学法。除他之外，还有教我们中国近代史的王明枫副教授，和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不久的马洪林老师。历史所向我们表示热烈欢迎，由副所长徐崙主持开了一个圆桌会议，先互相熟悉。经过介绍，知道和我们一起的有3位研究员：汤志钧先生、方诗铭先生和刘力行先生。还有4位青年研究人员：黄霞、余先鼎、刘恢祖和汪济潼。

上海史的范围非常宽泛，现在限定在人民革命斗争，这就将范围缩小了。从时间来看，设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的“五四”运动，即中国革命史的前半段。这是考虑到研究人员的实际力量。能写专著的其实只有历史所的汤志钧、方诗铭和刘力行3位。4个青年研究员，黄霞是华东师范大学出身，余先鼎来自东北人大，刘恢祖和汪济潼刚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，余、刘、汪3位专业不对口。师院的3位老师系里有任务，夏、王两位每周来一、二次，后来干脆不来了，马老师来得多一点。主要是我们几个学生，但也顶不了事。

根据设定的计划，将所有人员分成几个组，1840—1864年为第一组，人员为方诗铭、王明枫、王高胜、华士珍。1864—1898年为第二组，人员为刘力行、李茂高、余先鼎。1898—1911年为第三组，人员为汤志钧、黄霞、沈渭滨、廖志豪。1911—1919年为第四组，人员为马洪林、陈书林、季国忠。

中国汽车市场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之一，巨大的产销量为汽车物流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。近年来，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崛起，汽车物流行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。新能源汽车的物流需求更加复杂多样，对物流企业的技术和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。预计未来几年内，中国汽车物流市场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。

       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位于福州市东南方向长乐市在漳港镇的一块沙地，距离福州市中心约55公里。机场有一条长宽为3600×45米的跑道，和一条长宽为3600×23米的平行滑行道。目前福州市区有直达长乐机场的机场大巴和机场高速，往返时间仅需90分钟。

接着便是列出写作提纲，也就是全书的目录。因为限定了人民革命斗争，这个提纲的制订就颇费周折。首先是关于“人民”的界定。它和历来的“国民”“公民”不同。在我国，被用来作为和敌人相对。按毛泽东的说法，不同历史时期，人民的范围是不同的。比如同是一个蒋介石，在抗战期间，属于人民的范畴，但在内战期间，他便是敌人了。现在考察上海近代历史，哪些可以归入人民革命斗争的呢？要说上海的无产阶级，到19世纪末，还只是在形成过程中，数量也有限。所谓底层人民的斗争，也就是市民的斗争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，资产阶级开始诞生，而且慢慢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。要不要写，能不能写资产阶级，也成为一个问题。在理论界，此时”左”风还刮得很盛，有了57年的教训，思想禁锢得厉害，资产阶级成了不敢碰的东西。但如果撇开了资产阶级的活动，那么可写的内容则很有限了。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说，有一大段的年份只能留于空白，那么，史也不成其为史。

这个事情拖了一段时间，也很难解决。到9月中旬终于决定暂缓写书，每个时期找题目先写几篇文章。我们这一组涉及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，鸦片战争时期上海人民的斗争就是陈化成将军领导的抗英战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1 848年发生的青浦教案。太平天国时期，上海发生了小刀会起义，和太平天国相呼应，规模也很大，是一个很好的素材。比起其他几个时期，我们的论文题目比较好定。就这样从9月底起，我们的目标就比较明确了，即要将这些内容的写成文章，交稿审阅通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