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像我遇到过的一些患者，情绪不好时，吃饭就没胃口，甚至吃一小碗都觉得很困难。可一旦出去玩、心情变好，反而胃口大开，饭量翻倍，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——心情好，胃口自然也跟着好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来思考，尤其是针对一些年纪大了的患者或孩子，他们厌食、没胃口，想办法让他们开心一下，胃口就会自然恢复。古人早就知道这个道理：心情不好时就清粥养胃，喝点白开水，等到心情愉快了再吃饭，胃口也会恢复正常。

张仲景留下两条经典的升阳思路，一扶心阳，二强肾阳。

1953年5月25日，中英两国签署了翻译《毛泽东选集》的协议，这一事件本身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。它标志着中国革命的理论成果，首次以系统化的形式走向世界舞台。

1954年3月，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以“不符合英国国情”为由，来信请求删除《战争与战略问题》一文的前两节。教员严词拒绝：“你可以不收录这篇文章，想收录就绝不可修改。”

教员一生反对教条主义，他深知革命理论必须与具体实践相结合，但《毛泽东选集》被他称为“血的著作”，是无数革命者用生命和鲜血浇灌的理论结晶，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智慧浓缩。

对波立特请求的严词拒绝，是新中国在思想与理论上的绝对自信，也是教员重塑国人自信的时代最强音。

一、近代中国的自信失落与精神困境

要理解教员时代重塑自信的伟大意义，必须回溯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深重精神危机。

鸦片战争的炮火，轰碎了“天朝上国”的迷梦，也开启了一场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一连串军事上的惨败，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冲击，使得维系千年的文化自信体系轰然崩塌。

从龚自珍“我劝天公重抖擞”的悲鸣，到李鸿章“三千年未有之强敌”的慨叹，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优越感被彻底瓦解。

随之而来的，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自信失落过程。

洋务运动主张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其逻辑前提是器物层面的自卑，认为中国技不如人。

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试图进行制度革新，则进一步承认了制度层面的落后。

到了新文化运动，批判的矛头直指文化核心，知识精英们发出了“打倒孔家店”“全盘西化”的激进呼声，标志着自信的崩塌已从技术、制度延伸至文化伦理的根基。

鲁迅在《狂人日记》中借“吃人”二字对封建礼教进行血泪控诉；

钱玄同甚至提出“废除汉字”的极端主张，认为汉字是“僵死的符号”，阻碍了中国走向现代；

胡适则大力提倡“全盘西化”，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救中国。

这种文化上的自我否定，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的深度焦虑与迷失。

这种自信的失落绝非仅限于精英阶层，更深刻地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与集体心理中。

以上海租界公园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侮辱性标牌为标志，整个民族承受着巨大的集体心理屈辱。

中国劳工在海外的卑微地位，国内民众对洋货、洋人的复杂心态，无不折射出一种广泛弥漫的民族自卑感。

孙中山先生曾痛心疾首地指出，中国已沦为“一盘散沙”，这不仅是指政治组织的涣散，更是精神凝聚力的丧失。

正是在这种“国将不国”、精神家园近乎荒芜的背景下，重塑民族自信成为关乎民族存续和发展的最紧迫课题。

二、重塑自信的四个维度

教员对国人自信的重塑，并非简单的精神鼓舞，而是一场涉及文化、民族心理、实践能力和价值立场的系统性、结构性革命。

1. 文化自信：从自卑到自觉

面对近代以来深重的文化自卑，教员提出的方针是“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”。

它既不是民族虚无主义的“全盘否定”，也不是保守主义的“抱残守缺”，而是主张以我为主，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继承与创造性的转化。

在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中，他系统地阐述了“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”新文化方向。在这一思想指导下，一批融合民间艺术形式与革命主题的文艺作品应运而生，成为重塑文化自信的鲜活载体。

歌剧《白毛女》通过“旧社会把人逼成鬼，新社会把鬼变成人”的强烈对比，既深刻批判了封建压迫，又热情讴歌了劳动人民的精神力量和解放后的新生，其情感力量震撼了亿万观众。

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则以宏大的叙事手法，将中国革命史与民族艺术形式相结合，成为全民共享的情感盛宴和文化盛典，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豪感。

教员还推动了对传统遗产的现代化改造。

在医学领域，他大力倡导“中西医结合”，指出“中医中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，应当努力发掘，加以提高”。此举扭转了自近代以来将中医视为“迷信”、“落后”的偏见，使这一古老智慧在新社会重获生命力，中医在防治血吸虫病等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
对于传统戏曲，他提出了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的方针，促使京剧、越剧等传统剧种在内容与形式上革新，表现现代生活与革命历史，京剧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等现代戏的成功，证明了传统文化完全可以承载时代精神。

2. 民族自信：从屈辱到自尊

教员深刻理解，民族自信的重建必须直面屈辱历史，并将其转化为奋斗的动力。

炮击紫石英号，让国人知道我们不会再被人欺负，晚年的程开甲回忆此事时仍然泪流满面，也成为他回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动因。

抗美援朝战争则是重塑民族自信的关键一役。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，新生的共和国以“钢少气多”的惊人意志，打赢了这场立国之战。

黄继光、杨根思、邱少云等英雄们的壮举，成为民族精神在烈火中涅槃重生的象征。战争的胜利，使得教员“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，是惹不得的。如果惹翻了，是不好办的！”的宣言具有了雷霆万钧的力量。

它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屡战屡败的民族屈辱，向世界宣告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。

在经济建设领域，一系列成就同样极大地提振了民族信心。

武汉长江大桥作为“万里长江第一桥”，实现了“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”的梦想，其建设过程克服了苏联专家撤走后技术资料匮乏的困难，完全依靠自主设计施工。

以王进喜为代表的“铁人”们在大庆油田的艰苦创业，喊出了“宁肯少活二十年，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”的豪言壮语，彻底打破了“中国贫油”的论调。

这些建设成就，生动诠释了“自力更生”的内涵，使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信念深入人心。

在国际格局中，教员提出的“中间路线”和“三个世界”理论，巧妙地将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力量的代言人，打破了以美苏为中心的冷战二元对立叙事。这一理论重构了中国人的世界观，使中国人能够以平等、自主的姿态“平视”世界，完成了从仰视、俯视到平视的心理巨变。

3. 能力自信：从依赖到自主

教员坚信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。他推崇“愚公移山”的执着精神，钢绞线形成了“实事求是”的思想路线和“群众路线”的工作方法。这从根本上破除了对西方模式的神秘崇拜和对权威的本本依赖。

在科技领域，最典型的例证是“两弹一星”的辉煌成就。在苏联突然撤走所有专家、带走关键图纸的极端困难条件下，以钱学森、邓稼先、于敏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，依靠简陋的计算工具和无比的爱国热情，独立完成了原子弹、氢弹和人造卫星的设计与研制。

钱学森归国历经波折，被誉为“一个人抵得上五个师”，他的归来和伟大贡献，本身就是民族向心力和自信力的体现。

邓稼先隐姓埋名二十八载，为核事业耗尽心血，临终遗言仍是“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”。这些成就不仅奠定了大国地位，更向全体国人证明：中国人有能力攀登世界科技高峰。

在农业领域，袁隆平于1960年代开始了对杂交水稻这一世界性难题的艰难探索，最终在1973年成功实现“三系”配套，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这也是中国科学家自主创新的典范。

工业领域，“鞍钢宪法”倡导的“两参一改三结合”（干部参加劳动，工人参加管理，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，工人群众、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），体现了对普通劳动者智慧和创造力的高度尊重，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民主化管理探索。

4. 价值自信：从盲从到自立

教员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，确立了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一核心价值。这为经历价值真空的现代中国，找到了新的精神坐标。

在国际舞台上，新中国展现出独立自主的外交风骨。周恩来在1950年代提出的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”，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。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，面对与会国家的疑虑和分歧，周恩来提出“求同存异”的方针，推动会议取得圆满成功，展现了中国的外交智慧。

1964年，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不顾美国反对，率先与新中国建交，打破了西方的外交封锁。

1970年代的“乒乓外交”，以“小球转动大球”，展现了高度的战略主动性和灵活性。

这些外交实践，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息：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集团，而是基于自身对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判断，独立自主地处理国际事务。

正如教员所言：“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。”这种胸怀天下的气魄，本身就是一种深层的价值自信。

三、重塑自信的四个方法

自信的重塑并非空洞的说教，而是通过一系列实践得以实现的。

1. 打破知识垄断，开启民智

教员时代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，利用冬学、民校等多种形式，使亿万工农群众摆脱了文盲状态。

简化汉字的推广，大大降低了识字门槛，促进了文化普及。

同时，教育向工农兵敞开，推行“工农兵大学生”制度，打破了阶级壁垒，让基层群众获得高等教育机会，这在当时具有解放性的意义。

教材改革注重本土化和实践性。

诸如“红旗渠精神”“大寨经验”等当代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生动案例被编入教材。河南林县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于太行山腰开凿出“人工天河”红旗渠的故事，成为“人定胜天”信念的最佳教材，激励着一代代人。

此外，对少年儿童的科学启蒙教育也得到加强，鼓励他们爱科学、学科学、用科学。

2. 话语力量与国家标志

教员是一位语言大师，他创造的一系列鲜活有力、富于民族特色的话语，成为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强大工具。

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”的论断，极大地蔑视和削弱了人们对帝国主义的恐惧；

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的号召，表达了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；

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”的宣言，则道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，成为民族复兴的象征。

在国家符号层面，五星红旗被确定为国旗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被确定为国歌、北京定为首都，这些现代民族国家标志的确立，强化了国家认同。

在文艺创作上，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成功将西方芭蕾艺术与中国革命故事相结合，塑造了吴琼花等崭新的中国女性英雄形象，成为艺术创新的典范。

3. 妇女解放与潜能释放

教员提出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，这不仅是口号，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。

1950年颁布的《婚姻法》彻底废除包办婚姻、纳妾、童养媳等封建陋习，保障了妇女的婚姻自由和合法权益。

在山西西沟，申纪兰通过带头劳动，倡导并推动了“男女同工同酬”，这一原则后来被写入宪法，从经济基础上保障了妇女地位。

各个领域涌现出的女性楷模，极大地改变了社会观念。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、第一批女飞行员武秀梅、杰出妇女工作者蔡畅、邓颖超等，她们的形象通过宣传画、报纸、电影广为传播，向全社会展示了新中国妇女的崭新风貌。

这场解放运动，释放了占人口半数的巨大社会能量，是民族自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

4. 基础建设与空间重构

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，不仅具有经济和社会意义，更具有强大的心理塑造功能。

“一五”计划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，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、鞍山钢铁公司扩建等，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。成渝铁路的建成，结束了四川没有铁路的历史。这些工程向世人证明，中国人有能力建设自己的现代化国家。

旨在加强战略纵深的“三线建设”，改变了中国工业布局过于集中在沿海的状况，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开发，使少数民族地区一起融入了社会主义大家族的发展。

四、时代价值

教员时代对民族自信的重塑，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精神解放运动。

它成功地使一个曾经失去精神重心的古老民族，重新找到了文化上的根与魂，实践上的胆与识，以及价值上的立与守。这场重塑，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腾飞，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心理基础。

今天，当我们看到“嫦娥”探月、“蛟龙”深潜、北斗组网、高铁驰骋等一个个科技奇迹时，其背后依然流淌着“自力更生、自主创新”的精神血脉。

当中国提出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，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时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份“独立自主、平视世界”的外交智慧与气度。

当“国潮”兴起，年轻人以全新的眼光审视和热爱传统文化时，这正是文化自信在新时代的延续与升华。

当前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，面对更加复杂的内外环境，重温教员重塑国人自信的智慧，尤显重要。

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其核心方法论：

实事求是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；

坚持群众路线，相信和依靠人民的力量；

保持独立自主的志气，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。

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全球浪潮中保持定力，在自主探索的征程中砥砺前行，最终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